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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6-07

正义与发展党从传统伊斯兰政党繁荣党、美德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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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语言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隶属于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1月,同时承担着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委托的“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相关职能。在2019年,学院成功申请入选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名单(区域国别学)。

  土耳其研究中心希望推动全国高校土耳其研究和教学,为土耳其相关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政服务和国际交流提供平台。中心编辑的《土耳其博览》不定期提供土耳其相关的动态、资讯及研究结果,从人文、历史、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等视角全方位介绍土耳其。

  作者:李亚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土耳其外交和政治、国际关系。

  自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土耳其在正义与发展党的领导下,开始尝试重塑国家身份。国家定位从准欧洲国家向中东国家回归,以伊斯兰民族主义取代土耳其民族主义,这被称为一场“反凯末尔”式的“革命”。究其原因,一是由正义与发展党“伊斯兰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的意识形态驱动;二是由其执政基础决定;三是地区局势变化也提供了外在动力。国家身份重塑直接影响着土耳其的政策方向:外交战略开始“东向回调”,与欧美国家逐渐拉开距离;积极介入地区事务,在伊斯兰世界寻找盟友和“代理人”;在国内放松宗教限制,推行教育改革,加剧了社会的伊斯兰化倾向。

  土耳其横跨亚欧大陆,濒临黑海、地中海、爱琴海,连接中亚、欧洲和中东地区,地理位置重要,扼守战略关口,历来在国际政治中占有特殊的一席之地,其内外政策对地缘格局亦有较大影响。近年来,土耳其政策进入明显的波动调整期,被视为立国之本的凯末尔主义和世俗主义出现动摇,与西方盟友关系裂痕不断扩大,更广、更深地卷入中东地区热点冲突,在地缘政治中的活跃性和不可预测性同步增加,这在其建国数十年历史中尚未有先例。分析者们尝试从地区动荡、权力平衡、国家利益、政党偏好等不同角度加以解释,但诸多因素归根结底都与土耳其国家身份的变化相关。

  所谓国家身份,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地位、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随国家间互动模式的变化而变化。[2]它最突出的特征是由人的观念构造而成,而非天然有之;一旦形成,就会对国家利益和政府内外政策产生持久的重大影响。长期看,国家身份相对稳定但并不固化,其变动往往伴随着国际政治至少是地区政治环境变化、社会进程发展、国家实力改变、与国际社会互动频数增减等要素。[3]国家身份的重塑过程最初可以是无意识的、自发的,但最终要靠政治力量集中引导才能实现,并投射到国家的内外政策上。

  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是凯末尔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物,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虽然继承了其核心领土,但全面否定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凯末尔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建者看来,奥斯曼帝国遗留下来的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均落后,需要激烈的、彻底的变革才能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进而跻身一战后的国际秩序、与其他欧洲国家抗衡。[4]因此,建国伊始,凯末尔便发起了一场全面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模板,把土耳其塑造为全新的民族国家;其国家身份也在改革的进程中逐渐发展成型,最终定位为“一个世俗民主的欧洲国家”。相应的,土耳其政府在国内实行议会民主制,确立政教分离原则,广泛传播凯末尔主义,发展现代工业体系,用拉丁字母替代阿拉伯字母,重塑历史以培育单一民族认同。二战后进一步与美、欧结盟,加入大西洋公约组织并积极要求加入欧洲联盟(欧共体),对中东乃至亚洲事务整体疏离,视东、南边境之外为落后、麻烦之地。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符合土耳其快速现代化的需求,也代表着先进的历史发展方向。[5]

  但从本质上看,凯末尔为土耳其量身打造的这一国家身份,只是集中力量解决了“土耳其应该是谁”的问题,却回避了“土耳其究竟是谁”的问题,对土社会的固有特征和民族、宗教、文化传统未能予以足够关注。现代化改革只停留在精英层和少数大城市,没有彻底改变广大安纳托利亚平原地区“保守和沉默的大多数”,也没有妥善处理伊斯兰教与社会和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6]只是简单粗暴地将其置于国家权力管控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家身份认同与现实脱节,为后来土耳其国家身份的调整重塑埋下了伏笔。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内外环境和经济社会出现一系列变化,国内新兴阶层崛起,伊斯兰主义政党开始登上政治舞台,[7]西化的城市精英不再是国家意志的唯一代表,土耳其的多面性日益显现。国家身份重塑的进程也悄然开启。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是这一趋势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加速了其发展进程。尤其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日益成为土耳其国家身份转变与重塑的引导者。2017年4月,埃尔多安成功推动修宪公投,将土政体从议会制变为总统制,一个“新土耳其”更是呼之欲出。

  国家身份变化固然有其客观基础,但最终仍需依托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将自发变化转变为自觉变化、零星变化整合为系统变化,最终完成国家身份重塑。正义与发展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引导作用,其意识形态、政策偏好、对地区局势及对土耳其与外界关系的判断是重塑土国家身份的主要推动因素。

  正义与发展党自2002年以来一直是土耳其的执政党,在议会中占多数,长期单独组阁。该党自我标榜为“保守”,奉行社会保守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但其底色是中间偏右的温和伊斯兰政党,宗教意识根深蒂固,所谓“温和”特性只是政治斗争“驯化”的结果。由于此前土耳其伊斯兰政党多次遭到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力量的压制甚至取缔,重新组建的正义与发展党不得不提出更包容、更贴近现实主义的政策纲领,以显示对现代性、多元主义和自由民主的认同。[8]执政初期,正义与发展党大力推行经济私有化改革,按照欧盟标准完善法律体系,限制军队权力、巩固民主制度,承认库尔德民族合法权益、推进国内民族和解,既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也得到了欧洲国家的肯定,并于2005年启动加入欧盟的谈判。2007年,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再次获胜,得票率从34.4%上升到46.6%。

  但随着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地位不断巩固,其意识形态中固有的“伊斯兰主义”逐渐显露。它虽不直接挑战凯末尔确立的世俗化原则,[9]但对于世俗国家、世俗主义与宗教的关系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10]正义与发展党不赞成极端世俗派对宗教的长期压制,认为现有政治环境和制度安排充满对宗教的“歧视”与“不平等”,进而提出社会自由化和多元化口号,主张伊斯兰教回归,支持恢复其在土耳其社会生活、教育和文化中应有的位置;[11]它强调宗教是土耳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现实特征,应当成为土耳其与周边伊斯兰国家发展亲密、友好关系的纽带;它认为土耳其在伊斯兰历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对其他伊斯兰国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应当继续保持与伊斯兰世界的协调与合作;甚至在面对现代化带来的民族与文化危机时,它也倾向于引导民众从宗教中获得解决方案。在土耳其国内保守中产阶级兴起、中东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伊斯兰主义回潮的大背景下,正义与发展党的上述主张显然更契合现实,也更容易为民众接受。

  正义与发展党意识形态中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奥斯曼主义”,它与“伊斯兰主义”相辅相成,强调土耳其的本土性和历史传承,否定人为强加于土耳其国家的西方特性/欧洲特性。这一思想认为现代土耳其与奥斯曼帝国一脉相承,理应继承帝国的文化和历史,致力于恢复土耳其的大国地位,重新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导者;[12]它对内主张重建意识形态和政治秩序,在伊斯兰教的框架内推进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民主、自由、社会平等原则;对外主张改变土作为“西方世界二流国家”的尴尬处境,充分发掘地处欧亚中心的战略优势,发挥宗教和文化的桥梁作用,平衡、全面地发展与东西方的关系。[13]“新奥斯曼主义”在土耳其兴起,既是长期、激烈的西方化触发的反弹,也是与西方关系受挫引起的深刻反思。长期自上而下、由外部推动的西方化没能解决土耳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而冷战结束后土对西方的重要性下降、与西方关系的裂痕扩大,尤其是加入欧盟的问题进展缓慢,即便土耳其一直自我定位为“欧洲国家”,但欧盟作为实际上的“基督教俱乐部”,对其伊斯兰属性始终难以接受,这些都成为刺激“新奥斯曼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条件。正义与发展党是一系列被称为新奥斯曼政党的政治派别传承、交融、演化而来的“改良版”,[14]上台执政后意识形态中的“新奥斯曼主义”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不断强化。2002~2012年,正义与发展党带领土耳其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国际地位获得较大提升,进一步为“新奥斯曼主义”的传播与发展创造了历史条件。

  正义与发展党从传统伊斯兰政党繁荣党、美德党等演化而来,同时整合了一部分自由主义改革者和中政治力量;[15]它自基层崛起,通过选举获得执政地位,选民基础与此前长期掌握政权的世俗派政党大不相同。世俗派政党主要依靠居住在土耳其西部欧洲区尤其是大城市中的上层精英,包括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依托于大型国企和国家垄断行业的大企业主和大资本家、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军人等,他们世俗化程度深、受教育水平较高,是凯末尔推行现代化和西方化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对土耳其作为“世俗民主的欧洲国家”的身份高度认同。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则分布在中东部广大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区,绝大多数是社会中下层,包括农民、宗教主义者和众多本土化特征明显的中小企业主。这一群体多数是虔诚的穆斯林,社会风气保守,重视伊斯兰信仰和奥斯曼文化传统,整体上“东方”特征明显,对欧洲的认同感低,而且由于地处内陆、交通闭塞、经济相对落后,曾长期处于国家政治经济领域的边缘地位,被中央政府和精英层忽视甚至遗忘,缺乏政治话语权,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但是自20世纪80~90年代始,随着宗教影响力在土耳其日益增长,且新一轮全球化带动内陆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这一群体的实力和政治诉求也在不断增强,最终选定正义与发展党作为其政治代言人和利益守护者。[16]

  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经济与社会政策,受到世俗派政党的反对,但却为宗教复兴和本土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17]其后正义与发展党在多次议会选举中均保持连胜纪录,埃尔多安的支持率也长期高居榜首,这不仅意味着正义与发展党和支持者之间的绑定越来越紧密,而且揭示着土耳其的政治权力日益从世俗派、西方派手中转移到伊斯兰主义者和本土派手中,政权基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种改变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暴露出以凯末尔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身份”代表性不足的问题。现有的国家身份一直以来都只反映了少数人的利益、认知和诉求,而且这部分人正日益淡出国家权力的中心;曾经“沉默的多数”逐渐成为当前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必然要求要求修改国家身份以彰显其特性、契合其利益、传达其诉求。

  2011年,中东地区爆发“阿拉伯之春”,地缘政治格局进入大动荡、大重组阶段。地区传统大国、强国,如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均遭受不同程度冲击,或一蹶不振,或陷入内乱;“”等伊斯兰政治势力崛起,要求参与权力分配,在埃及甚至一度通过选举赢得政权;“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趁乱而起,迅速扩张,改变了伊、叙等相关国家主权边界;库尔德族群在抗击恐怖组织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提出自治甚至独立要求,挑战现有地区秩序;美国调整全球战略,重心从中东撤离,转向离岸平衡,迫使地区盟友抱团取暖。土耳其作为少数几个在动荡之初未受到直接冲击的国家,成为乱局中的“安全岛”和“稳定极”,信心不断膨胀,也开始积极调整对土耳其与外界关系的看法。

  一方面,土耳其在地区动荡中看到了“历史机遇”。阿拉伯国家整体衰落,尤其是逊尼派阵营进一步分裂,将长期处于地缘政治舞台二线的沙特、伊朗、土耳其推至台前。但沙、伊纠缠于教派冲突,并且各有短板:伊朗受美制裁、被主流国际社会孤立;沙特体制保守落后,发展后劲不足。相比之下,土耳其的经济、军事实力优势明显,政治上又被鼓吹为“伊斯兰与现代民主结合的样板”,俨然已是地区新兴大国。[18]政治伊斯兰势力兴起,更让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兴奋不已,认为“土耳其模式”将成为“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变革发展的主流方向,土耳其亦将成为地区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它渴望坐实并巩固“大国”地位,影响和参与地区秩序重建,提升自身在中东乃至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土耳其认识到自身与中东地区难以割舍的联系。叙利亚危机造成大量难民外溢,300多万流离失所者就近进入土境内,其中还混杂大量“圣战者”与极端分子,给土经济、社会、安全均带来沉重压力。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迅速壮大,控制叙北边境大片领土,实行自治,更令土政府忧心不已,担心未来边境出现“库尔德国家”实体,将造成国内库族离心、刺激“库工党”等武装分裂组织更趋活跃,威胁国家统一与稳定。在这一过程中,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也进一步明确认识:“脱亚入欧”不能从根本上切断土在地理、民族、宗教上与中东地区的联系,中东事务与土息息相关,无法置身事外。基于此,正义与发展党开始全面反思土耳其与中东地区的关系,越来越肯定并强调国家身份中的“本土因素”。

  埃尔多安及正义与发展党引导土耳其国家身份重塑,从根本上看,是要在主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大前提下,重新回答“土耳其应该是谁?”的问题。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次他们并未打算回避“土耳其究竟是谁”的问题,反而尝试将这两个问题合二为一。以此为引导,土耳其国家身份重塑包括两方面重要内容。

  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在执政初期,没有立即推动国家身份重塑的进程。相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凯末尔主义西化、欧化的路径,但将之解释为现代化和民主化,在国内推行自由经济政策、完善司法改革、限制军队权力等,将加入欧盟作为外交首要目标。[19]直到新兴的本土中产阶级逐渐成熟、[20]宗教势力发展壮大、文官政府逐渐摆脱军队钳制,客观条件基本具备后,国家身份重塑的进程也自发启动。[21]2013年土国内爆发“加齐公园事件”,险些演变为“土耳其之春”,美欧国家在该事件中立场暧昧,指责土政府“残酷”,进一步刺激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加速引导对国家定位进行调整。首先,不再强调土耳其“欧洲国家”的身份,指出西方普世价值和文化并不适用于土耳其社会,[22]如果继续把土耳其的定位局限在“西方圈子”里,那么既不能争取到平等的国家地位,又背离了社会的传统价值,将阻碍土耳其的发展和进步。[23]因此,应当在承认土耳其伊斯兰属性、东方属性(至少是“非西方”属性)的基础上,尝试与西方国家建立一种新的、非从属性的新型关系。[24]其次,在国家官方宣传中突破土耳其的“中小国家”形象,自我描述开始从“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桥梁”转向“欧亚大陆的中心和枢纽”,突出宣扬土耳其的国家特性、地理优越性和帝国遗产[25],以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中东大国、伊斯兰世界的中心、突厥世界的领袖自居;肯定土耳其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认为随着土软硬实力增长,有能力在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中扮演领导者、协调者的角色。因此,应当主动参与解决地区冲突,重建地区秩序,积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积极贡献者”。

  埃尔多安及正义与发展党虽然认同政教分离的世俗政体,但是反对凯末尔提出的西方式的民族主义,批判其建立在“人造的”民族、语言和历史的基础上,狭隘且片面,只能代表土耳其少数精英阶层的身份认知,不能满足普通民众的需求;指责其是“生硬且拙劣”的仿制品,实质上是通过“西方化”迫使土耳其人放弃民族特性,“改变真实的自我”以迎合西方的标准[26],从而导致土与传统的、能发挥影响力的地区隔绝,长期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被边缘化,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利用这种“受害者”话语,在土国内唤起了强烈的共鸣,进而指出:土耳其是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需要形成真正符合土民族地位与特点的民族主义,改变旧民族主义的防御性、内向性和被动性特征。

  在正义与发展党的官方话语体系中,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被称为“穆斯林或伊斯兰民族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土耳其民族的伊斯兰身份。它建立在伊斯兰教逊尼派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认为宗教身份优先于种族身份,土耳其人首先应当是穆斯林;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强调土耳其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特性,倾向于从历史和宗教文化传承出发,将土耳其视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此外,它还以伊斯兰/穆斯林为界,明确“我者”与“他者”的区分。一方面,在内部促进融合。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之所以曾积极推动与库尔德族的和解进程,承认库尔德族群的少数民族身份和权利,主要原因就是双方同是穆斯林的共同身份盖过了种族的差异性。[27]另一方面,对外界以及“非穆斯林”的警惕和不信任感增强,尤其反对美欧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军事同盟关系,干扰土发展进程,因此突出重视土耳其在各方面的自足能力和独立性。

  新的民族主义在土国内获得了较高的共识。2018年初,一项有关土民族认同和国家身份的调查显示:约80%的土耳其人认为“伊斯兰教在土耳其民族和国家的身份中扮演着最核心的角色”,70%的人认为“穆斯林身份”是成为“土耳其人”的关键条件,超过半数的人认可“奥斯曼帝国的光荣历史”是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28]

  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引导的国家身份重塑进程,实质上是对凯末尔主义的反思与修正。在国家发展方向上,将凯末尔主张的“现代化”与“西方化”剥离开,否定西方化,提倡立足本土的现代化;在涉及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价值观的问题上,重新回到凯末尔革命之前的路上;在民族认同的问题上,更是彻底拆除了凯末尔构建的标准和体系。改变的力度之大,甚至被称为一场“反凯末尔革命”的革命。[29]

  这一进程虽遭遇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整体看大趋势不可逆转。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凯末尔主义塑造的旧的国家身份本身具有缺憾,它是虚构的、不完整的,是精英阶层急切的“革命理想”;它无视甚或是掩盖了土社会的基本现实,即伊斯兰元素必须是国家身份构成的重要部分,[30]因而缺乏足够的现实基础。二是新打造的国家身份继承了最具有共识性的内容。比如现代主义的共和国的基本架构,埃尔多安只是谨慎为其增添了保守的色彩,并未改变国体。再如世俗主义,也仍是国家身份认同的重要原则之一。但是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对世俗主义的解释与凯末尔有所不同,将“积极的世俗主义”(严格划定宗教活动的范围,对宗教实施严格监管)转换为“消极的世俗主义”(只规定宗教不能涉足的范围,除此之外允许其自然发展)。[31]再者,在实现国家复兴、跻身“强国俱乐部”的问题上,埃尔多安强调继承繁荣强大的奥斯曼、在本土寻找发展道路,这与凯末尔否定腐朽没落的奥斯曼、主张以西方为师的理念在终极目的上并不矛盾,区别只在于历史条件差异和选择的道路不同,因而也能成功唤起民众的共鸣。概括地说,新的国家身份肯定了土耳其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联系,统一了国家“应然”和“实然”的形象。目前土社会中的各派力量,包括正义与发展党支持者、居伦分子、世俗精英、库尔德族群、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虽然政治主张大相径庭、对埃尔多安的政策评价分化严重,但在国家身份认同方面的一致性却明显较其他各领域略高一些。[32]

  在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的强力介入和引导下,土耳其国家身份重塑对其内政外交的影响逐渐显露。这种影响是延续的、长期的,大体上又可分为两个阶段:2011~2015年,国家身份认同的调整与变化,是土政府在内部及外交事务上决策的直接推动力之一;2015年之后,随着土内外战略环境转差,国家利益因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频繁的应急决策中日益凸显,国家身份对政策的影响力转向间接,但国家利益本身由国家身份认同决定。

  与新的国家身份中“非西方化”的特征相对应,土外交战略调整的核心思路是纠正全面亲西方的极端立场,努力扩大在中东尤其是邻近地区的影响力,重视以往忽视的亚洲、非洲等地区,实现平衡外交。[33]具体而言,一是要突出位于亚欧之间、可东西逢源的地理优势,一方面继续保持与美欧国家的友好同盟关系和经济、安全联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与俄罗斯及中亚诸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东方国家”的关系。二是要强调伊斯兰属性,借助共同的宗教、文化基础,依托“中东第一大经济体”的优势,强化与地区国家,尤其是与伊斯兰国家和突厥语国家的关系。

  外交战略“东向回调”的进程自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伊始便开始启动,其间经历了2011~2015年的冒进外交与“高贵孤独”,于2016年重回实用主义轨道。虽然具体外交政策屡屡掉头转向,但从战略层面看,“回调”趋势贯穿始终。近两年来,土耳其与美国在库尔德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出现分歧、立场严重冲突,2016年“715”未遂政变后,“居伦运动”又成土美关系的新干扰因素。土与欧盟国家在难民危机、人权、民主等问题上分歧扩大,入盟谈判实质上陷入停滞;2017年土耳其修宪改制后,欧洲国家的批评之声更是不绝于耳,埃尔多安亦称将重新评估“入盟”目标。[34]土耳其与美欧国家渐行渐远,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协调意愿和配合程度也在降低。[35]但与此同时,土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进展顺利。在叙利亚问题和能源开发领域与俄罗斯、伊朗加强合作;在共同安全问题上,做出谋求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姿态,同时亦致力于在东非地区扩大军事存在;在经济问题上,积极开拓非洲、印度和东亚市场,[36]“东向”意愿日益显露。

  但应明确的是,所谓外交战略“东向回调”,根本目的在于增加土耳其外交的独立性、凸显其独特性,而非背离西方、彻底否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这是在土耳其国家身份重塑进程中把握其外交政策的关键。在正义与发展党的认知中,土耳其既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又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所以不应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大国集团,而应均衡发展多维度的对外关系,以契合土耳其多重身份、满足其多样性的利益需求。未来一段时期,土耳其外交政策或将继续与西方拉开距离、积极“东向”“南下”,但最终是要在“东西之间”寻求并构建新的平衡,这是由埃尔多安及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对土耳其的国家定位决定的。

  与新国家身份构建中的伊斯兰特征和“本土化”特征相对应,土耳其在地区政策上“回归”的趋势也愈发明显。从主观上看,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将国家利益与伊斯兰世界、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进行捆绑,致力于扩大作为“中东逊尼派大国”的影响力,发挥“伊斯兰社会与民主制度完美结合”的引领作用;[37]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地区的“革命国家”更是把正义与发展党引领的“土耳其模式”当作中东转型的目标和方向,[38]埃尔多安受到鼓舞,积极地想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客观上看,现阶段中东地缘斗争、热点冲突与土耳其(被构建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关联程度提高,其态势发展又对土边境安全、政权安全和社会安全造成了现实压力。主客观两方面因素促使土耳其一改此前在中东相对“超脱”的态度,[39]积极介入地区事务,加入激烈的地缘争夺。

  首先,土耳其政府支持等政治伊斯兰力量,与埃及的塞西政府以及海湾传统的君主国如沙特、阿联酋、巴林等结怨;与叙利亚政府曾经的友好关系也因此急转直下,[40]转而武装叙“温和反对派”,谋求推翻巴沙尔政权。其次,在伊斯兰民族主义的驱动下,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特别关注巴以冲突问题,不仅积极地充当调解者,而且给予“哈马斯”特别支持。2010年因向加沙地带派遣救援船只,与以色列海军发生冲突,导致双边关系跌至冰点,直至2016年才略有好转;2018年美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民众愤怒抗议但遭以色列血腥,导致土以关系再次破裂,双方相互召回大使。此外,土耳其还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一方面下重手遏制库尔德力量壮大,防止叙利亚库族与土国内武装组织“库工党”、亲库尔德政党“人民”[41]形成三方互动;在卡塔尔、伊拉克、叙利亚增派驻军,先后发起“幼发拉底之盾行动”、“橄榄枝行动”等,清除库族武装对边境的威胁。另一方面积极争夺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扶植代理人参与叙利亚战场争夺,加入沙特牵头组建的逊尼派多国联盟,与伊朗联手俄罗斯推动阿斯塔纳和谈、规划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路线等。

  未来土耳其将进一步具备积极介入地区事务的条件。一是因为修宪改制后尤其是2018年6月议会与总统大选后,土政治权力分配格局进一步固化,埃尔多安与正义与发展党将长期执掌政权,对土国家身份与国家利益的界定很难改变,进而,其“回归中东”的趋势和称霸地区的雄心也不会轻易动摇,战略方向大体稳定。二是因为土国内反对派力量被进一步削弱,埃尔多安理顺了行政体系,权力更加集中,受制约更少,能更高效地调动国家资源为其地区目标服务。在可预见的未来,土耳其将仍是中东地区一支活跃且不可或缺的力量。

  伊斯兰特征在土耳其国家身份认同中逐渐“复位”,体现在国内政策上就是实行“消极世俗主义”、实现社会的“平等、民主与自由、多元”,给宗教松绑。

  首先,在官方宣传中不断增加伊斯兰主义和奥斯曼主义的内容,强化民众的宗教身份。政府鼓励宗教向公共领域渗透,试图恢复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引导和凝聚作用;强调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宗教的辉煌历史,大举庆祝所谓“收复伊斯坦布尔”(攻占君士坦丁堡)胜利纪念日,将其确定为官方节日,强化民众的宗教和文化自豪感。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庆祝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等。这些举措在凯末尔时代高度世俗化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不仅逐渐取消法律对宗教行为的限制,而且将推广宗教纳入国家制度和社会规范建设。埃尔多安不顾争议,力主废除了建国以来禁止穆斯林女性在政府机关、议会、医院、学校等特定场合佩戴头巾的法令;在部分省市的公共场所实施禁酒令,[42]并且鼓励旅店也加入禁酒行列;在全国范围内广建清真寺,将气势恢宏的宗教建筑打造为新“地标”;取消宗教学校毕业生在公共部门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大力扶持国家宗教管理局、宗教事务委员会等官方宗教机构,扩大其权力;政府财政拨款向宗教事务委员会严重倾斜,该部门年度预算常居各部委之首。埃尔多安还号召民众遵从伊斯兰教的道德法则。[43]2016年初,国家宗教管理局发布社会指导规范,劝阻情侣或夫妇在公众场合牵手或做出其他亲密举动,建议主妇选用不含酒精的家用清洁品等,以符合伊斯兰教义。此外,埃尔多安还多次公开呼吁妇女多生育,为“新土耳其”贡献力量,指责避孕和堕胎是“叛国”行为,且不符合伊斯兰道德。[44]

  最后,改革教育体制,培养“虔诚的一代”。一是增加宗教学校数量,同时通过制度设计,引导生源向宗教学校流动。比如降低宗教学校入学门槛,取消考试,将招生年龄下限由15岁改为10岁等;[45]在部分地区,相关管理部门甚至有权按照学区划分,强制将小学生送到宗教学校学习,而不需征求学生本人及父母的意见。[46]宗教学校的注册学生数量增长迅猛,2002年为6.5万人,2013年增长到65.8万人,2015年年中就已突破100万人,且增势不减。[47]二是增加宗教内容在学校课程设置中的比重,但仅限于伊斯兰逊尼派教义。强迫什叶派穆斯林接受逊尼派教育,但信奉天主教和犹太教等非伊斯兰宗教的少数学生可以免修宗教课程。事实上,其他宗教教义更多被官方视为“一种传统或文化,而非信仰”。政府还发起“古兰经学前教育”工程,推动宗教教育朝低龄化、家庭化、社区化方向发展。三是强化政府对宗教教育的内容、管理和师资力量的直接控制。教育部门无权插手宗教教育;宗教管理局接手创建国际伊斯兰大学以及囊括宗教事务研究院、宗教学校、清真寺甚至幼儿园的“宗教复合体”。[48]此外,政府还放松了对民间办学的资质要求,为宗教组织合法开设经学院大开“绿灯”;允许经学院实行寄宿制,鼓励孩子从小接受全面的宗教浸染、过严格的宗教生活。

  截至目前,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的政策都还未突破世俗主义和民主制度的框架,仍可算是顺应土国家身份调整的“大势”而为。但是客观上,土耳其社会的伊斯兰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民众对伊斯兰宗教价值观的认同进一步上升,这反过来又会巩固埃尔多安及正义与发展党的权力地位,为其继续推行利于宗教发展的政策提供了必要条件。这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过程,但它引发了两个不确定的问题:土耳其社会日益倾向保守,未来是否会触及一条“临界线”?埃尔多安释放了社会中潜藏的宗教力量,未来是否始终能够以行政权力驾驭之?

  土耳其国家身份的变化根植于社会的发展变革,但其重塑进程受到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的强力引导。政治领袖和执政党的介入实现了这一过程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也使国家身份重塑的影响即时体现在土耳其的内外政策中。从动机上看,埃尔多安有意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修改凯末尔主义中有关国家定位的不完整的内容;从效果上看,他正借助于土社会的现实,糅合自己的意识形态偏好与政治理想,塑造着一个更贴近现实、更具代表性的“新土耳其”。

  在非暴力革命的环境中,国家身份重塑将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过程。一方面是由于矫枉常常过正,旧身份认同的反弹会刺激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在政策层面上用力过猛,由官方倡导的、新的身份认同与社会现实需要经过反复的磨合才能达到某种相对稳定的平衡。二是由于土耳其国家本身也还处于变动之中,尤其在中东大国权力消长、地区秩序重组的大环境下,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也在不断调试“内”与“外”的关系。受此影响,未来土耳其的政策仍将出现一定程度的摇摆,但国家身份重塑的大方向恐难以改变。正如此前的土耳其镌刻着凯末尔主义的特征一样,正在形成的“新土耳其”将不可避免地带有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的鲜明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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